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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天台陈庭学序

[明代]:宋濂

西南山水,惟川蜀最奇。然去中州万里,陆有剑阁栈道之险,水有瞿塘、滟滪之虞。跨马行,则篁竹间山高者,累旬日不见其巅际。临上而俯视,绝壑万仞,杳莫测其所穷,肝胆为之悼栗。水行,则江石悍利,波恶涡诡,舟一失势尺寸,辄糜碎土沉,下饱鱼鳖。其难至如此。故非仕有力者,不可以游;非材有文者,纵游无所得;非壮强者,多老死于其地。嗜奇之士恨焉。

天台陈君庭学,能为诗,由中书左司掾,屡从大将北征,有劳,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,由水道至成都。成都,川蜀之要地,扬子云、司马相如、诸葛武侯之所居,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,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,庭学无不历览。既览必发为诗,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,于是其诗益工。越三年,以例自免归,会予于京师;其气愈充,其语愈壮,其志意愈高;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。

予甚自愧,方予少时,尝有志于出游天下,顾以学未成而不暇。及年壮方可出,而四方兵起,无所投足。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,极海之际,合为一家,而予齿益加耄矣。欲如庭学之游,尚可得乎?

然吾闻古之贤士,若颜回、原宪,皆坐守陋室,蓬蒿没户,而志意常充然,有若囊括于天地者。此其故何也?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?庭学其试归而求焉?苟有所得,则以告予,予将不一愧而已也!


“送天台陈庭学序”译文及注释

译文

我国西南一带的山水,只四川境内最为奇特。但那里与中原一带相距万里之遥,陆路上有剑阁、栈道之类的险阻;水路上有瞿塘峡、滟滪堆之类的忧虑。骑着马走,沿路层层竹林遮蔽高山,连续十来天,仰头看不到山顶;登上高处往下俯瞰,绝险的山谷有几万尺深,茫茫渺渺看不到谷底,令人惊恐万状,肝胆颤抖。乘船在水中行,江水悍猛,礁石尖利,波涛险恶,漩涡诡异,船只一旦稍微失去控驭,偏离航道仅有尺寸大小,就被撞得粉碎像泥土般下沉,船中人便喂饱了江中鱼鳖之腹,通往四川的道路艰难到这种地步。因此,不是做官出仕富有财力的人不能前往游历;不是天生富有文才的人,即使游览了也无所得;不是身强体壮人,大多老死在那里。喜欢寻奇探胜的人因而心存憾恨。

天台士陈庭学君,会写诗。他由中书左司掾,屡次随从大将北征,颇有功劳,升任四川都指挥司照磨,从水路到了成都。成都,是四川的要地,扬雄、司马相如、诸葛亮等名人住过的地方。入川后,凡是英雄俊杰争战攻取、驻扎戍守的遗迹,诗人文土游览登临、饮酒射投、赋诗咏诗、歌唱呼啸的处所,庭学没有不去游历观览的。他既经游览,就必定写诗抒发感受,来记写那景物时世的变迁。于是他的诗歌愈加工妙。过了三年,庭学依照惯例辞官归家,在京城和我会遇。他的精神更加饱满,言谈愈发宏壮,志向意趣益加高远,这大概是因为在川蜀山水中得到了很多的助益吧。

我很惭愧,当我年轻的时候,曾经有出外游历天下的志愿,但是因为学业未成,没有空闲的时间。到了壮年可以出游时,四面八方战火纷飞,没有落脚的地方。及至当今,圣明天子兴起天下安定,远到海边,合为一家,而我已经年龄更加大了。想要再像庭学君那样去游历,还能够实现吗?

不过,我听说古代的贤士,如孔子的弟子颜回、原宪等,大都坐守乡间甘居陋室,蓬蒿杂草遮没了门户,但他们的志向意趣却经常是很充沛的,好像他们的胸中存在足以包容天地万物的精神力量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莫非有超出于山水之外的东西吗?希望庭学君归去之后,尝试探求一番。如果有什么新的体会,就请把它告诉给我,我将不仅仅因为庭学曾经游历川蜀这一点而惭愧了。

注释

扬子云,即扬雄,西汉著名文学家、哲学家

司马相如,西汉著名文学家

诸葛武侯,即诸葛亮

颜回,即颜渊;原宪,即子思。二人都是孔子的学生。

糜碎:粉碎。

虞:忧虑

栗:颤抖

诡:指怪异的旋流

嗜:爱好

擢:提升,提拔

眺:游览

侈:大,多

耄:老

得无:莫非

工:精巧,精致

恨:遗憾

杳:幽深

旬日:十日

累:连续

顾:只是,只不过。表轻微转折。

逮:等到

齿:年龄

沉:像……沉下去

巅际:山顶尽头

尚:还,尚且

历:逐

纵:即使

宇内:天下

“送天台陈庭学序”鉴赏

评析

本文是一篇赠序。赠序的通常写法,多以对所赠人物进行劝勉为主。宋濂在这篇赠序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,但更多的是称道游览名山大川对写作上的裨益,并热情地希望陈庭学要重视提高个人的修养。全文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后辈的殷切希望,真情厚谊溢于言表。

宋濂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元末,入明后,他已是将近六旬的老人了。当时他虽地位显赫,但性喜奖掖后进,从不以长者自居。他在晚年写过不少赠序,以本文和另一篇《送东阳马生序》最为著名。

文章的开头便紧密地结合了陈庭学的生活实际。由于他是从川蜀来到南京的,宋濂便肯定他“其气愈充,其语愈壮,其志意愈高”,说明山水确实有助于人的发展。在第三段中,作者不无遗憾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,由于种种原因,没法像陈庭学那样游览川蜀,这一段还是紧扣前文的。令人称奇的是,在第四段中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,即“坐守陋室”也照样可以修身养性。这其实是对陈庭学提出了劝诫:不要把游览名山大川当作提高自己的唯一途径。

本文中关于川蜀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介绍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作者在介绍地理环境时着重描摹一个“险”字。当然,这里面不乏作者的想象成分,但更多的是从李白的著名诗篇《蜀道难》中衍化而来。写川蜀的险途,是为了诠释“非仕有力者,不可以游”。在介绍人文环境时,作者列举了与川蜀有关的扬雄司马相如、诸葛亮,则又是为了诠释“非材有文者,纵游无所得”。通篇前后呼应,浑然一体,堪称无懈可击。

宋濂简介

明代·宋濂的简介

宋濂

宋濂(1310—1381)字景濂,号潜溪,别号玄真子、玄真道士、玄真遁叟。汉族,浦江(今浙江浦江县)人,元末明初文学家,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“开国文臣之首”,学者称太史公。宋濂与高启、刘基并称为“明初诗文三大家”。他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而被流放茂州,途中病死于夔州。他的代表作品有《送东阳马生序》、《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》等。

...〔► 宋濂的诗(7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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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天台陈庭学序

明代宋濂

西南山水,惟川蜀最奇。然去中州万里,陆有剑阁栈道之险,水有瞿塘、滟滪之虞。跨马行,则篁竹间山高者,累旬日不见其巅际。临上而俯视,绝壑万仞,杳莫测其所穷,肝胆为之悼栗。水行,则江石悍利,波恶涡诡,舟一失势尺寸,辄糜碎土沉,下饱鱼鳖。其难至如此。故非仕有力者,不可以游;非材有文者,纵游无所得;非壮强者,多老死于其地。嗜奇之士恨焉。

天台陈君庭学,能为诗,由中书左司掾,屡从大将北征,有劳,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,由水道至成都。成都,川蜀之要地,扬子云、司马相如、诸葛武侯之所居,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,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,庭学无不历览。既览必发为诗,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,于是其诗益工。越三年,以例自免归,会予于京师;其气愈充,其语愈壮,其志意愈高;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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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上章荐诸天子,会丞相与王有隙,格其事不下。弼环视四体,叹曰:“天生一具铜筋铁肋,不使立勋万里外,乃槁死三尺蒿下,命也,亦时也。尚何言!”遂入王屋山为道士,后十年终。

史官曰:弼死未二十年,天下大乱。中原数千里,人影殆绝。玄鸟来降,失家,竞栖林木间。使弼在,必当有以自见。惜哉!弼鬼不灵则已,若有灵,吾知其怒发上冲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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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、正《易传》,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!

上大夫壶遂曰: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余闻董生曰:‘周道衰废,孔子为鲁司寇,诸侯害子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为天下仪表,贬天子,退诸侯,讨大夫,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弊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阴阳、四时、五行,故长于变;《礼》经纪人伦,故长于行;《书》记先王之事,。故长于政;《诗》记山川、溪谷、禽兽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长于风;《乐》乐所以立,故长于和;《春秋》辨是非,故长于治人。是故《礼》以节人,《乐》以发和,《书》以道事,《诗》以达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拨乱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文成数万,其指数千。万物之散聚皆在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中,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厘,差之千里。’故曰‘臣弑君,子弑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渐久矣’。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前有谗而弗见,后有贼而不知。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,守经事而不知其宜,遭变事而不知其权。为人君父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于《春秋》之义者,必陷篡弑之诛,死罪之名。其实皆以为善,为之不知其义,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。夫不通礼义之旨,至于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则犯,臣不臣则诛,父不父则无道,子不子则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过也。以天下之大过予之,则受而弗敢辞。故《春秋》者,礼义之大宗也。夫礼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后;法之所为用者易见,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

壶遂曰:“孔子之时,上无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秋》,垂空文以断礼义,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,咸各序其宜,夫子所论,欲以何明?”

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余闻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纯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尧舜之盛,《尚书》载之,礼乐作焉。汤武之隆,诗人歌之。《春秋》采善贬恶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独刺讥而已也。’汉兴以来,至明天子,获符瑞,封禅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于穆清,泽流罔极,海外殊俗,重译款塞,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。臣下百官力诵圣德,犹不能宣尽其意。且士贤能而不用,有国者之耻;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余所谓述故事,整齐其世传,非所谓作也,而君比之于《春秋》,谬矣。”

于是论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,幽于缧绁。乃喟然而叹曰:“是余之罪也夫。是余之罪也夫!身毁不用矣!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《诗》、《书》隐约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,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陈、蔡,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著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而论兵法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来者。”于是卒述陶唐以来,至于麟止,自黄帝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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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世之衰,为人之子孙者,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。故虽恶人,皆务勒铭,以夸后世。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,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,书其恶焉,则人情之所不得,于是乎铭始不实。后之作铭者,常观其人。苟托之非人,则书之非公与是,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。故千百年来,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,莫不有铭,而传者盖少。其故非他,托之非人,书之非公与是故也。

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?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,无以为也。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,则不受而铭之,于众人则能辨焉。而人之行,有情善而迹非,有意奸而外淑,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,有实大于名,有名侈于实。犹之用人,非畜道德者,恶能辨之不惑,议之不徇?不惑不徇,则公且是矣。而其辞之不工,则世犹不传,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。故曰,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,岂非然哉!

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,虽或并世而有,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。其传之难如此,其遇之难又如此。若先生之道德文章,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。先祖之言行卓卓,幸遇而得铭,其公与是,其传世行后无疑也。而世之学者,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,至其所可感,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,况其子孙也哉?况巩也哉?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,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。其感与报,宜若何而图之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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